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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风雨我在哈军工经历“文革”

  编者按:哈船院出自闻名遐迩的哈军工,超过十万莘莘学子,仍然传承其血脉。转载此文出自徐志坚的回忆,原文载于天涯社区。徐志坚(1935- ) 安徽宿县(现濉溪县)人,原名至健,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0年毕业于哈军工舰船电器设备专业。历任哈军工教员,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党委组织部副部长,第六机械工业部干部局副处长,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人事部副主任、主任。1984年后历任船舶总公司副总经理、高级工程师,国家技术监督局局长,国务院副秘书长。1996-2003任国务院参事室主任。(以下为原文)

  1969年珍宝岛事件之后,中苏关系越来越紧张,整个中国进入了临战的气氛之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哈军工"接到国防科工委的紧急指示,主体部分南迁长沙,我们"海军工程系"划归海军和国务院六机部领导,也将南迁建院。突如其来的消息让人们蒙了,整个军工大院陷入了惶惶不安之中。人们想不通,国家投了巨额资金建成的这座高等军事工程学府怎能就这样被瓦解。

  谁也无法改变"哈军工"即将支离破碎的命运。只是我们"哈军工"海军工程系(三系)几经波折后被确定留在原校址扩建成“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

  整党结束后不久,大约是4月初,系革委会领导找我谈话安排我参与"哈船院"筹建,还让我负责人事干部小组。差不多也就在这前后时间,系里的老领导王松如、亓琪和冯捷陆续解放被吸收成系革委会委员。当时虽然还有军宣队和工宣队“参政”,但在办学这样的大事面前他们说不出具体意见,而且这样的事情对他们来说也无关紧要,所以也并不坚持什么,这就使已被解放的王松如,亓琪,冯捷,三结合干部崔万和以及6月份调来主持工作的老院领导卓明基本可以放开手脚了。

  能让我负责人事干部组的工作,主要是由于当时老干部对我的了解,“文革”期间挨批斗,更加深了他们对我的了解。当然,组织上也再次对我父母的情况进行了“外调”,外调人员回来后,有关的人有意无意地向我透露,你父亲还有些历史问题,但问题不大。当时我对父亲的情况不是很了解,也没有多想,今天回顾起来,当时父亲问题的定性是“自首行为”,也许是我的领导们对此不以为然,也许是外调人员还看到了更多的材料,譬如我后来看到的赵乐山的那份写着为父母“设法偷作假文件”的“自白书”。总之,一直到1977年离开"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我都是在有关领导的信任下放手工作的。

  我们三系原有的教职工是347人,其中教学及实验人员只有231人,只有十个专业,离办一座中等规模、专业和基础课配套独立学院的要求相差实在太大。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列席参加三系领导班子的会,在这次会上,性格豪爽的王松如情绪激动,他挥着手,大声说:“要办学就必须有老师,老师必须是有学问的专业技术人才!现在我们必须抓紧时间调进一批教师和急需的管理人才!”

  我和我们干部组的同事姜德民、汪鼎坤还有李学臣等人,对老领导的思想心领神会。

  此时,哈军工“主体”南迁长沙的时候定了一个选拔去长沙的人员要“越少越好,越纯越好”的方针,他们将上千名的教职工列入了“不符合条件”待安排处理的名单。“主体”这样“左”,对我们来说倒成了“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要知道,“主体”筛下来的这些“条件不合格”的人中有多少专业技术和办学管理的人才啊!我们干部组主动去找他们的革委会人事部门联系,他们分批向我们提供包括教师、干部和工人的名单,我们则分批审查接收,也有一些自知被精简待处理的教职工主动找上门来。其实,说是审查,也很简单,因为他们原来进“军工”大门的条件就够严格了,而我们对文革中的表现又不在意。就这样,我们陆陆续续调进了不少人。

  这时6465级的学员还在校,虽然这批学员从入校以来多数时间都是锻炼和参加政治运动(下连队当兵锻炼、到农村搞“四清”,还有“文革”),并没有学多少专业知识,但他们毕竟都是以高分考入"哈军工"的,他们还年轻,还可以继续培养,所以这当然也是我们的一个人才库。我们人事组在确定6465级留校学员名单时,不考虑文革中的派系问题,哪派的都要。我们将草拟的名单上报给了我们的上级——政工组组长张魁友,在他家中,我们又一起讨论,最后确定留下了60多名。后来这些人多数我们都安排他们正规学习了两三年。

  其中也有曾经同情和帮助过我的王海燕。一方面是她本人条件不错,同时我也不否认在我心底对她确也有一份特别的关照。后来我们将她送到黑龙江大学脱产学习进修了两年。

  在我们三系招兵买马筹建"哈船院"的同时,哈军工的“主体”面临的是前途未卜的南迁。整个军工大院,除了我们三系还有一些生机和活力,到处一片潦倒和破落的景象。“主体”陆续搬走了,留下了一座座死寂的教学大楼和实验室,但很快就又被省军区等好几个单位进驻占领了。看到导弹实验楼竟变成了马厩和猪圈,看到昔日庄严神圣的教学大楼窗户里竟然探出了晾晒着衣服、裤头的竹竿,看到到处人员混乱嘈杂……我们军工人个个感到愤懑不平,感到痛心疾首,却又无可奈何!

  不久,海军和国务院六机部又派来了海军第三研究院院长林毅(少将军衔)来主持工作。几位老领导都是历经沧桑有许多经验和教训的人,都明白抓紧时机做点实事是多么重要,关于如何筹办一所大学,在他们的思想上认识是完全一致的。有这样一个领导班子,使我们这些做具体工作的同志能够同心合力,更加大胆地投入到了筹建工作中。

  在多年的运动中,我做了那么多的“虚功”和“负功”,现在有了能做点实事的机会,我感到很兴奋。想到自己已经是过了35,往40岁上奔的人了,真是有种时不我待的感觉啊!

  作为筹建"哈船院"时期人事组的负责人,在这段时间里,我与领导的指导思想是高度一致的。我和姜德民、王鼎坤等同事们继续抓住“主体”南迁“甩包袱”的机遇,很快就调进了400人左右。同时,我们还还派出若干工作组到省内甚至外省市县选调许多由于各种原因“降级分配”或等待处理的优秀大学生。当时我们人事组制定了一个进人的原则,就是:只要没有刑事问题,只要高考总分达到500分,就可以作为可选调的对象提交给领导!

  在我们调进的这些人里面,有许多都是在“文革”中“犯严重错误”的人,甚至还有因反江青被打成的“反革命分子”,有被“专政”了的派性组织头头如“司令”和“炮长”等,也有许多受家庭或社会关系影响而处理的“可教育好子女”[1]

  我们就这样网罗了一大批难得的人才,到1971年底,"哈船院"的教师达到690人(1972年达到769人,其中原军工教师占80%),以教学和科研人员为骨干的的教职工增加到1300多人,设置了6个系,23个学科专业,一个大学的架子初步搭建了起来。

  从1970年初直到粉碎“四人帮”,这个阶段虽然还处于文革中,但我在"哈船院"党组织的领导下做了一些实事。许多人直到今天还记得我当年风风火火大刀阔斧的劲头,记得逆境中从我这里感受到的信任和希望,评价说“徐志坚在为"哈船院"广罗人才,在调入落难弟子上功不可没”[2]

  不过,当时我对人的革命经历啊、出身成份啊等看得较重,中层班子中的正职,多是配备工农出身的老干部。陈赓院长曾有一个形象比喻是:“如果把学校比如成餐馆,教员就像大厨,是炒菜的,学员是吃菜的客人,而干部就是端盘子的”,当年这些在学院工作多年的老干部确实也树立了这种“端盘子”全心全意为教学服务思想和作风。

  回首往事,常常为自己曾经做过那些实实在在的好事而感到欣慰。我想到,文革十年,许多人荒废了人生十年的大好时光,而自己荒废的时间短一些,这让我感到庆幸。

  不过,我也记得,当时对两名武汉的“摘帽右派”,明知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问题,但我在向院党的核心小组汇报他们的情况时,看到没有人呼应,也就不敢坚持调进。这样的往事又让我为自己曾经的“左”倾和患得患失而自责。

  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曾让我感到鼓舞,但不久即搞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又让我倍感失望,思想上十分苦恼。所以虽然1976年我被任命为"哈船院"党委组织部副部长,但想到许多问题是非不清,方向不明,自己常为做无效工作和虚度时光而苦恼,于是萌生了归队做技术工作的念头。这个念头一经产生就十分强烈,一直延续到我调到北京工作,甚至“四人帮”被粉碎后还持续了一段时间。   (作者:徐志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