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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保送上大学

    最近几天的高考,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想。40多年前,我没有经历高考,而是通过竞选,保送入学。

  我原是67届初中生,因家中兄、姐四人均在外地工作,所以我就以所谓“硬档”的条件留在上海,1968年被分到本市仪表局下属某厂工作。

  起先,我在该厂的一个独立的军工车间(总厂在卢湾区,军工车间在普陀区)当钳工,工作一直主动积极,我的钳工技术在单位是首屈一指的。曾被评为厂先进工作者,被同事戏称为“卖力主义者”(用上海话读)。

  到了1974年,局里承接了一项新的军品科研任务(定级为绝密),局里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试制组,试制组就放在我所在的车间。试制组有30多个人员,技术人员绝大多数来自上海某研究所,也有个别人员来自上海的工业系统下属单位。当时,科研工作是要实行工人、干部、技术人员“三结合”做法,这样,我就以工人身份加入到试制组搞科研。

  我是属于比较好学的人。文革期间,中断了学业,百般无聊的我,只好在家学装半导体收音机。虽然花了不少钱,但对我来说是付了学费,使我懂得了晶体管原理,会看电路图,也极大的提升了我的动手能力。参加工作后,我刻苦钻研技术,除钳工技术外,还掌握了电工技术,并学会了机械制图。中日关系正常化以后,我又坚持通过收音机,学习广播日语,学了好几册书。在试制组工作期间,我的潜能得到了超常的发挥。我如饥似渴的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还自学了好几本大学教材,主要是电子学和电工学方面的书。说实话。我只能看懂个大概,不可能完全看懂。我还学会了一些仪器仪表的使用,和组里的技术人员配合默契,也完成了一些阶段性科研任务。

  值得一提的是,我还有幸和带毕业班学生来厂进行毕业实践的西北工业大学蒋宗荣教授(原哈军工空军工程系少校,中国著名的微特电机专家)共事过几个月,还担当了其中两位学生的毕业实践指导老师。一个未毕业的初中生居然担当起大学毕业生的指导老师,现在回想起来,也是十分可笑的事。我心里很明白,我的现有知识远远不能满足所从事的工作需要,从而也进一步激发了我上大学深造的欲望。

  我是徽商的后代,从小受父亲的感染,深知读书会改变命运的道理。上大学是我从小的宿愿,我的两个姐姐都是文革前入学的大学毕业生,是我的榜样。除了大哥是当兵出身外,我和二哥曾是同一所市重点中学的学生。当得知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时起,我那颗沉寂的心又开始躁动起来,心想,什么时候我也能上大学?

  那时候,上大学不需要考试,而是靠单位分配名额,保送入学。因招生人数少,一般单位很难分到名额。我所在的工厂也算是个千人工厂,记得在1974年,也分到过一个上海科技大学的名额。尽管,当时我也报过名,无奈报名的人实在太多,竞争激烈,无法圆梦。

  到了1975年,幸运之神终于降临!也就是在我加入试制组的一年以后,为便于军品生产任务和科研项目的顺利推进,上级主管单位将我所在的车间改制为独立建制的工厂。并在当年夏天,居然分给我厂两个上大学的名额,一个是长沙工学院的固体火箭发动机设计专业,另一个是华东工程学院(后更名为南京理工大学)的火箭弹设计专业。对我来说,简直是天大的好消息。

  恰好,当时我的二姐夫王年生来沪出差,住在交大招待所,我把这个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了他。二姐夫是哈军工导弹工程系60级的毕业生,尽管学业优秀,但因受家庭成份牵连,后分配到地方工作。在此之前,我从他那里已知道了很多哈军工的人和事,也激起了我对哈军工无限的向往和憧憬。

  他知道这个消息后,也很为我高兴,告诉我长沙工学院就是当年的哈军工,固体火箭发动机专业和他所学的无线电遥测遥控专业以前同属导弹工程系,华东工程学院原先是哈军工炮兵工程系,后迁到南京,原名炮兵工程学院。他说两个学校都很好,要我无论如何要抓住这次机会上大学,并极力鼓动我报长沙工学院,因为那是哈军工的主体。还让我如果去长沙工学院读书,代他去看望他的老师、教研室主任张良起教授(后来担任过国防科大校长)和指导员郭之光少校(若干年以后,我先后都拜见过)。

  按照当时的规则,工农兵上大学,要经过一定的程序,即个人报名、群众评议、领导批准、学校录取。按21的比例上报候选人名单,由学校决定录取。当时,我们厂是个100多人的小厂,大多数是文革期间进厂的中学生。招生信息公布后,大概有20多人报了名,每个人还要写一份入学申请书,张榜公示。厂领导把名单汇总后,下发到各班组评议,第一轮先推选出8个人,我因在单位表现一向很好,是得满票通过。第二轮评议,是从8个人中推选4人,我仍以满票过关。

  厂领导把得票最高的4个人名单上报上级主管公司。同时,要我们去进行体检。当时,我除了眼睛近视外,其他身体条件皆好。在填报正式的入学表格上,我填了长沙工学院。

  尽管我很向往上大学,但是否要去外地上大学这件事上,我也很纠结。家人亦有不同意见。父亲是支持的,母亲是反对的,外祖母是不发表意见的。当时,我和父母、外祖母住在一起。我能分在上海工作的主要理由就是要照顾老人。我的父母体弱多病,外祖母已年过八十。那时侯,我家租住在上海西部的棚户区,房屋设施简陋,连自来水也没有,要到公共给水站买水、提水。一旦我去外地上大学,家里的困境也是显而易见的。我陷入了“忠孝不能两全”的两难境地。

  后来,厂里通知我去参加上级公司组织部门召集的大学入学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除了我厂4个候选人外,还有兄弟单位的十几个人。座谈会上,每个人都要表态,谈一下对入学的想法。在场的绝大多数人都是表态性的发言,唯独我一个人谈了家庭困境和我的顾虑,最终结论意见是:我非常向往上大学,以报效国家,家里困难是客观存在的,我愿意服从上级领导和学校的决定。

  座谈会开完后不久,我便收到了长沙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我的心情是难以名状的,既兴奋,又焦虑。

  临行的那一天,按照当时的做法,单位是要派卡车敲锣打鼓欢送的。只是因为我去长沙的火车是傍晚发车,单位领导特意和我打招呼,省掉了敲锣打鼓这个环节,而是派了厂里唯一的一辆北京牌军用吉普车送我进站,让我享受了一次特别待遇,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登上了南下的火车……

  两个月之后,我的父亲因在工作时不慎摔倒,当即脑溢血身亡。

  一年以后,我原先参与过的那个军品科研项目下马,试制组解散,人员各归原处。

  1978年,长沙工学院回归军队序列,更名为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当年11月,我大学毕业,没有回原单位,而是成了上海航天的一员,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原国防科大75141学员汪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