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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敬璞与邓稼先的生死友谊

吴新明

    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中国在西部罗布泊地区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当蘑菇云在罗布泊腾空欢跃升起时,全中国万众欢庆!欢呼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世界第五个拥有核武装的国家。从此,中国人民在全世界腰杆硬起来了!但是,很长时间里由于核武器领域是国家的绝密单位,这里纪律森严,其中发生的任何人和事除了对上级组织,连自己的父母和爱人也不能告知。许多动人的故事往往鲜为人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历史已经解密。这里讲述的是当年二机部部长赵敬璞大校和科学家邓稼先同志在科学试验中结成的生死与共的友谊。

                          

                                邓稼先同志

    邓稼先同志是大家熟悉的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的我国“两弹一星”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之一。中央发布表彰时,虽然邓稼先先生于1986年已经去世了,但他在核工程领域中的丰功伟绩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1999年中共中央追授邓稼先同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以后荣誉和桂冠接踵而来,2008年,邓稼先当选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组织评选的中国十大传播科技优秀人物;2009年,他又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邓稼先同志在天有灵也可以含笑九泉了。                        

   邓稼先于1924年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1935年考入志成中学, 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 当时国难当头,抗日战争处在最困难时期。为了实现科技强国的夙愿,他将个人的事业与民族兴亡紧密相连,刻苦学习。1948年至1950年,他远渡重洋到美国普渡大学留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毕业当年,就毅然回国报效。

  邓稼先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工作。新中国启动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国防尖端科研试验工程后,邓稼先参加、组织和领导了我国核武器的研究、设计工作,是我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奠基者之一。从原子弹、氢弹原理的突破和试验成功及其武器化,到新型核武器的重大原理突破和研制试验,均做出了重大贡献,其成果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邓稼先虽长期担任核试验的领导工作,却本着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的精神,在最关键的时候出现在第一线。核武器制造过程中插雷管、铀球加工等最危险的工序,他总是坚持要直接站在操作人员身边。这种忘我的大无畏精神,使广大科研人员感受到莫大的鼓励。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在担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职务时病逝于北京。他临终前所关心的仍是如何发展我国的尖端武器,并语重心长地说:“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邓稼先用自己的一生,实践着科技强国的抱负和梦想。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新一代优秀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

    

 

 

哈军工时期的赵敬璞大校

    同 邓稼先相比,赵敬璞同志(1918除夕-1990.10.22)的名气要小些但决不平凡,这是一位历经艰辛、身经百战,参加了抗日、解放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资深老革命。赵敬璞同志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1959年晋升为大校,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荣获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颁发的二级国旗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装甲兵工程系政治委员、二机部九院党委书记、二机部副部长等职。可以无愧地说,赵敬璞是我军优秀的政治工作者、我国核武器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赵敬璞(1918除夕-1990.10.22),出生于南京市浦口。江苏铜山县房村镇小赵庄人。1936年底,在徐州市新新中学高中一年级时因参加“西安事变”学生运动被开除。1937年5月离家出走到太原考取山西国民师范军政训练班。1937年6月,集体参加牺盟会,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抗战爆发后参加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 任决死一纵队三大队八连战士。1938年2月,调回决死一纵队三总队工作,此时虽不是党员,但由于组织信任,担任了一营一连指导员。1938年10月赵敬璞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到1940年期间,任团政治处组织干事,代教导员。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他在陈赓司令员的领导下,同国民党阎锡山部合作中坚持独立自主,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军事斗争,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1945年2月任八路军太岳一分区第38团政治处主任、副政委。解放战争初期,上党战役第一阶段作战结束后,为执行中央抢占东北的战略决策,太岳军区组成太岳支队(五个干部团)赴东北开辟新区。赵敬璞任干部团副政委(政委未到任)率部于1945年10月出发。途径洮南车站时遭到当地政治土匪的围攻遇险,顽强抵抗坚持一昼夜,得到白城子军分区和苏联红军驻军的支援,始得脱险。1945年12月抵达嫩江军区后,任警备二旅四团政委,该团有关内老八路的五个整连,形成二旅的主力。解放战争期间,在龙江、景星、甘南等地发动群众,进行土改,剿灭土匪,先后任东北骑兵二团、骑兵一团政委。1948年4月任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巡视团巡视员、组织部干事。随四野大部队一直打到广州后,出任第15兵团直属政治处副主任。

    1950年7月,在广州的15兵团领导机构与在河南的第13兵团领导机关对调,兵团机关北上组成东北边防军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任志愿军司令部直属政治处政委、直属政治部主任。1956年5月离开朝鲜回国。1957年8月总政治部重新分配他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工作。听说到老首长陈赓领导的学院来工作,赵敬璞高兴极了!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他一直在太岳纵队工作。陈赓是自己熟悉的老司令员、老首长。来到学院后谢有法政委和刘居英副院长和他谈话,才知道陈赓院长平时主要在北京办公。两位首长告诉他,对于他来学院工作陈赓院长是欢迎的!鉴于装甲兵工程系政委江洪涛同志刚奉调到南京军区组建装甲兵机关,该系缺少一个政委,院党委决定由他出任4系(装甲兵工程系)政治委员兼装甲兵科学技术研究所政委。赵敬璞愉快地接受了这个新的任务。

装甲兵工程系的领导班子很硬,主任徐介藩是黄埔3期毕业生,长期留苏。在朝鲜时徐介藩是志愿军办公室主任,赵敬璞也在志愿军总部工作,曾见过这位仁兄。现在在又哈尔滨见面了,两人都有说不出来的高兴!其余的副主任安守田、副政委张国良都是老红军干部,还有一位胡翔九副主任同自己一样也是三八式干部,他还是北京的大学生。

    哈军工是我军当时的最高技术学府,在这里赵敬璞受益最深的是,举院上下团结一致,在“以教学为中心”的口号下狠抓军事高科技教育。全院为实现我军的现代化齐心合力、奋勇拼搏。工作中全院忠实地贯彻陈赓院长制定的“两老办院”政策。老干部关心、爱护、支持老教授;老教授尊敬老干部的领导。大家互帮互学、双方拧成一股绳,齐心为我军装备科技现代化进行着艰苦奋斗。

    正当赵敬璞在哈军工努力工作的时候,陈赓又给这位老部下赋予了新的使命。新建的核工业部和我党的核武器大业需要得力干部主持。1960年6月陈赓亲自调任他到新组建不久的第二机械工业部九局(核武器局)出任第一任专职党委书记,协助李觉院长和邓稼先同志在青海实地领导原子弹研制工作。李觉来九院之前,是西藏军区副司令的位置上抽出来的干部。他也是陈赓亲自点名调来的。

    赵敬璞同志依依不舍地脱下了穿了几十年的军装,来到名字很美丽的青海湖畔的青海自治区海晏县的金银滩。这里由于海拔3000余米,气候恶劣。高原缺氧,饭煮不熟,人也喘不上气。更严重的是,此时正值我国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物质供应极端困难连饭都吃不饱。如何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稳定住队伍,是摆在党委书记面前的艰难的任务。赵敬璞同志没有被困难吓倒,他紧紧地团结在李觉同志的周围,继承了陈赓同志在哈军工提倡的“两老办院”的精神。号召老干部和老科学家团结起来共同奋斗,提出更响亮的口号:拼命也要造出“争气弹”。

    当时,在试验场地,在试验工号,到处都活跃着赵敬璞书记的身影。他同科学家们、同试验人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号前经常看见他一手捂着胸口,一只手挥舞着作政治动员。过度的劳累和严酷的环境严重的损害了他的健康。有一天,警卫员看见首长们太累了,就偷偷拿自己的钱去牧民那里买来一只鸡,煮了鸡汤,吃饭时端到了饭桌。李觉院长和赵敬璞书记刚喝了几口,就觉得不对。问清情况后,逼着警卫员把鸡汤端给了试验人员的饭桌上。几百人同喝一碗汤、同吃一只鸡。简直就是上甘岭上战士们同吃一个苹果的再现。这样的政治工作当然是有力的!

    1962年10月因肺结核病情恶化,医生诊断赵敬璞有肺穿孔的危险,他才离开青海,住院治疗。1964年10月,调任二机部三局(核地质局)党委书记,所领导的核地质战线,职工多达3、4万人,工作地区艰苦,队伍分散。1974年二机部恢复机关的司局建制,赵敬璞任九局局长,后升为副部长兼军工局局长,1982年12月离休。

                              

                                      三

    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最后一个年头,我国在戈壁滩上进行一次空投核弹实弹试验。不是所有的试验都能如愿以偿获得成功的,在这次试验中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突发事故:核弹空投过程中降落伞失灵,没有按规定打开,核弹没有落到预定的空中爆心处,从高空直接摔到了地上,期望出现的蘑菇云没有出现!从科学试验的角度看,这是一次偶然的事故,可是核试验无小事!弄不好会引起严重后果!核弹掉到哪里去了?还可能炸吗?是不是在预定范围内炸?是否已摔碎,不会再炸?核弹片的放射性污染在哪个地区?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一系列的问题个个都像重锤一样,狠狠地夯在主持试验的领导和科学家们的心头。

    作为第一步,指挥部立即派出100多名防化兵用拉网式的方法去寻找,由于核弹偏离预定的爆心处很远,始终没有发现核弹的痕迹。这是一件不能不了了之的事情!赵敬璞和邓稼先清楚的记得,日本广岛、长崎在遭受原子弹袭击后留下的惨景。哪个国家也不能在自己本土上承受这么巨大的风险!

    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的回忆揭示了当年的情景。她说:“我在1987年仔细寻问过当时二机部赵敬璞副部长,才知道当年发生的事情。当时马兰基地(21基地)有一个机场,投弹的飞机是从马兰飞上空起飞的。当核弹是从飞机上投下来时,飞机飞得非常高。核弹会不会掉在马兰?按预定计划核弹要扔在完全没有人住的罗布泊,在罗布泊的天空一定的高度才能爆炸。按设计好的蘑菇云预定炸点,可以算出它应该往哪个方位飘去,要求确保对国内环境没有任何危害。可是不幸的事情发生了,这次降落伞没有按规定时间打开。核弹从高空一头掉下来,直接摔到地面给摔碎了。按规定,这次空投核弹是邓稼先负责签字。签字人的责任是向国家保证这个弹是成功的。现在出了责任事故,邓稼先心里非常惭愧!决心自己亲自去找残骸,当时,许多同志都坚决反对他去。由于邓稼先态度坚决,党委书记赵敬璞同志决定陪他一块去。关键时刻,党的领导应该和科学家在一起。这是陈赓大将培养的作风。他们俩坐上吉普车就要出发。这时候基地的副司令陈彬拦住说‘老邓你不能走,你不能去,你的命比我的值钱’。 邓稼先听后心中激动不已。他被生死与共的战友和同志的真情所打动,眼里含着泪花,顾不上将军的劝告,义无返顾地踏上了征程。

    核燃料放射性钚 239,在大自然中的半衰期是24000年。如果侵入人体,极易被骨髓吸收。它在人体内的半衰期是200年,亦即进入体内后200年还剩一半。这就是说,它将终生伤害着‘被辐射’的人的身体,永无解除之日。这一切,邓稼先是再清楚不过的了。但他就像不知道这些情况一样,没有听从好心同志的多方劝阻,坐在车上,他心里有一句没有说出来的话‘这事我不去谁去?’作为科学家的良知,邓稼先当时不可能不去,因为当时不知道这颗弹到底掉到哪去了,也不知道这个弹出了什么情况,如果这个弹爆炸的话,那就坏了,广岛什么样,长崎是什么样,你可以想象到可怕的画面,我们不能自己在自己国土上干这么一下!”

    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继续回忆说:戈壁滩不是沙漠,戈壁滩上是大大小小的石头。大石头跟篮球那么大,小石头就是小石头块,吉普车就在满是石头块的戈壁滩上到搜寻,邓稼先和赵敬璞副部长乘坐一辆吉普车同行,向戈壁深处驶去。在汽车上,他们谁也没有说什么话,默默无语。这并不是没话可说,而是邓稼先的脑子里在不停地思索:究竟是什么事故?有几种可能性?最坏的结果是什么?他什么都想到了,但就是没有顾得想想钚239对于人体的伤害。他这时还不知道,因为降落伞没有打开,导致核弹从飞机上直摔下来的着地点,偏离预定的爆心处很远。他一门心思地想一定要找到核弹残骸,查明事故原因。车子在大戈壁上到处搜寻。功夫不负有心人,核弹事故地终于找到了,因为这枚核弹是他们亲手制造的,邓稼先像熟悉自己的孩子一样熟悉自己的宝贝。到了发生事故地区的边缘时,邓稼先镇静地说‘到了,停车’!他指挥汽车停下来。一下车,邓稼先立即预感到了此地对于人体的危险性,这是核科学家的直觉。他坚决阻拦赵副部长和司机等人与他同行。赵敬璞副部长此时也坚决要跟他一起过去,邓稼先此时也顾不上礼貌了,竟然呵斥起赵敬璞副部长,他说‘你们都给我站住!你们进去没用’!邓稼先把同行的人都呵斥在一边儿,他自己独自一人大步流星地进去了。他向戈壁深处走去。终于找到了核弹残骸,许鹿希继续说:“赵敬璞副部长说,大概摔碎的那个范围呀,足足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整个弹都摔碎了。”

          

                             邓稼先(左)赵敬璞(右)在罗布泊

    许鹿希接着说: “那时候有人说他是傻子,实际上此时他根本顾不上不考虑自己了,作为核物理科学家他完全懂钚239是怎么个毒性,铀235是怎么个毒性,完全懂,但那一次进去以后,找到了那个摔碎的弹片的时候,最糟糕的是他还双手捧了一下碎片,确认是否真实。捧起来一看,他的心情马上就放松了,他们最担心的后果没有出现。放松下来的邓稼先马上疲惫不堪,他太累了,太紧张了!拖着缓慢的步子向停在远方的吉普车一步一步慢慢的走去。赵敬璞副部长马上迎上去,来不及问候,邓稼先见到赵副部长的第一句话就是‘平安无事!’。这意味着对全国老百姓来说,没有影响。这句话对于赵敬璞副部长,等于千斤悬石落地!但就在此时,邓稼先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身体一定会出大问题了,因为他是搞核物理的。在上车前,他主动邀请赵副部长与他合影留念。”许鹿希含着泪水说:“那是稼先已经去世有几年后的一天,有一次赵敬璞副部长打电话说,请你到我这儿来一下,我有一件东西要给你。那次我带着儿子一起去的,到他家时,恰好李觉副部长也在赵敬璞家里,赵副部长郑重的双手递给了我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就是那天邓稼先在核弹遗址前的纪念照。稼先生前竟然没有给我,我也不知道还有这样一张照片。赵副部长说‘这个照片你应该有!’那张照片是两个头戴白帽子、身穿白色防护服、白口罩遮到眼睛下边、辨不清面貌的人站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的纪念照,左边的高个子就是稼先,右边是赵敬璞副部长。稼先在研制核武器这一紧张的工作中,从来没有主动邀请别人合影。他工作起来节奏很快,匆匆忙忙。这次他要特别留下一张纪念照,一定是内心里有另外什么想法。不言而喻,他似乎觉察到自己此后寿命的期限了吧。尽管期限是模糊的,但危险是清楚的。他遭受到极为严重的放射性钚239的辐射伤害,这将是他身体状况的巨大转折。这次对稼先身体的伤害是现代医学水平无法补救的。因为他已经多次受到辐射伤害,再加上这一次,埋下了他死于癌症的恶果。”

     从许鹿希的沉痛的回忆里走出来来,我的心情依然沉浸在赵敬璞和邓稼先同志在科学试验的战场上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情谊里。我敬佩邓稼先同志作为科学家在科学试验的战场上无私无畏的勇敢,更敬佩赵敬璞副部长对科学家的无微不至关爱。为了祖国的腰杆子能够硬起来,他们像战场上的黄继光一样争相去堵枪口。这种友谊是我党我军无往不胜的源泉。

                                                               2014/4/2

吴新明简介

 

                        吴新明在海晏县金银滩2008年8月

吴新明 ,1946年8月生,江苏省赣榆县人, 1965年就读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导弹工程系。先后在国防科技大学和蚌埠装甲兵学院等军校从事电子科学的教学和军事教育理论研究工作。发表报告文学作品多篇;《军中名校哈军工》等专著3部。2008年在广东电视台参与创作了10集电视文献纪录片《哈军工》。曾跟踪采访了哈军工原子工程系元老、故旧:

祝玉璋      原子工程系主任(大校)

彭先觉      工程院院士

唐惠龙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

赵彦山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总师

陈俊祥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所长

韩云梯      第一颗原子弹起爆主控台操作手

足迹踏过青海省海晏县金银滩和绵阳工程物理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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